刘松林生命中有两位本世纪中国堪称为伟大的人和令人敬仰而难忘的亲人。一位，是她公公：毛泽东；一位，是她第一个丈夫：毛岸英。她的生命，因此不再平凡和单薄，打开尘封的记忆，一同踏上往日的岁月，走进毛氏家庭……下文是田子对刘松林的采访，摘自《英才》1998年第12期。
“我第一次见到他（毛岸英），是1946年7、8月份，那时他从苏联回来不久，而我和母亲则在新疆坐了4年监狱后刚回到延安。
“我们是一百多人集体到的延安，到的第二天，毛主席到中央党校一部去看我们。因为我小的时候，毛主席就认我做了他的干女儿，这次他看到母亲和我时，看我长大了，很高兴，就接我到他家去玩，我去了几回，现在记不清是哪次了，我碰到了毛岸英。
“在我想像中，毛岸英喝过洋墨水，肯定很洋气，但当我见到的他时，却发现他与当时延安一般干部没什么两样，整天穿着毛主席快穿破的旧衣服。他比主席瘦，比主席略高一点儿，衣服显得晃晃荡荡的，很肥大。但他的知识、阅历超过我一大截子。我一直叫他大哥，我那时十五六岁。
“我一直认为自己很土，4年监狱耽误了我的学习，入狱前是小学生，狱中母亲和阿姨教了我一些中文和算术，出狱后突击学习了三个月，才上了延安中学。所以见到毛岸英并没有过多的接触和往来，当时他给我的印象是比较健谈。
“第二次见到他是1948年，在西柏坡。当时我从学校毕业等分配，我住平山，主席住西柏坡，我骑了一天马去看主席，正好他在。这次我也长大了，岸英回国也两年了，对国情也了解了，我们开始聊天。”
刘松林和毛岸英并不像传说中的是两家长辈定亲，他们是自由恋爱。
那美丽、难忘的初恋，也是刘松林生命中最难忘的，生活就这样开始了。
“他当时怎么会爱上我？好像我也问过他：有那么多女孩子，我文化程度低，你应该找个大学生。他说文化程度是可以变化的，你只要人好，不笨，一样可以成为大学生，主要的是要人好。再一个我们俩的遭遇是一样的。我俩从小都坐监狱，一个失去了母亲，一个失去了父亲，好沟通，他能很容易地理解我、感受我，彼此很快就能走进对方的心。
“关于结婚，岸英说，先国家后个人。开国大典是1949年10月1日。我们的婚礼是10月15日。在中南海，毛主席主婚。”
作为长辈，毛主席对这双新人只有祝福，没有奢侈的礼品，只送给岸英一件自己穿过的旧大衣。
谁都没有想到，一年后的同样这个月份——10月份，29岁的毛岸英去了朝鲜，一个月后牺牲在遥远的、被炮火烧焦的异国土地上。全中国人，多少年来无不为此事而痛心疾首，那是一个多么年轻的、富有才华和责任感的人。他牺牲的年龄和母亲杨开慧牺牲时年龄一般大。
“岸英的衣服和东西都没留下来，现在想起很可惜，我那时都认为是破烂，全扔了。只留下了他的书、笔记和日记。现在惟一留下的衣物是他带到朝鲜又被人带回的东西，后来我分别捐给了板仓和韶山。其中有几件衬衣我看了很难过，他把长袖剪成短袖，又用剪下的袖子补了领子。主席身边的工作人员说是江青的姐姐给他补的。”
毛泽东把刘松林看成是自己的孩子，他很喜欢这个从小看着长大的美丽、温良的女儿。
“结婚前我去主席家玩，他和江青不能不管我，陪着我坐坐，我就不好意思总去打扰。后来岸英跟我说，可能也是主席说的，让我每个星期都去看爸爸。后来我就每个星期都去了。寒暑假就住在那儿，1957年我从苏联留学回来就不住在那儿了。”
有5年时间，她住在主席家里，有机会了解了这位既是伟人又是父亲的生活和工作情况。
“主席是个工作狂，整天就是拼命工作，根本不问家事。他白天睡觉，晚上工作，他睡觉时，我们说话不敢大声，走路用脚尖，直到现在我开门，关门都是轻轻地，从不敢把门一甩，让门‘当’的自动锁上。
“有次他让我陪他吃晚饭，一直到次日凌晨3点也没开饭，我困极了，伏在桌上睡了，卫士叫起我吃饭时，我难受得根本吃不进去。平常人像他那样工作根本受不了，他身边的工作人员像李银桥、吴旭君后来都患了神经衰弱，生物钟全被打乱。
“直到现在我也无法想像主席是怎么工作的，我每次进他办公室都觉得很难受，压力很大，他写字台上常放着几大叠文件，秘书常常是抱着新的来，抱着旧的走。
“对孩子让他们全部吃大灶，和普通战士一样。他让我们对他身边的工作人员一律叫叔叔、阿姨，哪怕他们比我们还小。
“人家说他是神，我没这个感觉。我觉得他是个很普通的父亲，也是很慈爱、很严厉的父亲。人们说他是权威人物，我当时不觉得，后来回想起来，确实是这样。当时他说句话，不管有理没理，谁都会心甘情愿去做，在他面前，即使有不同看法，也会先否定自己。这不单纯是崇拜，他身上有种征服力，他有一种无形的威力。但我从没见他发过脾气，他好像没有脾气。没见他着过急、生过气。”
“后来我学俄罗斯语言文学，毕业后分配方案有部队、外交部和编译局。我征求主席意见，他说当然到部队好啦，他对部队有感情。我到工程兵科研部，文革时下部队，1974年调到军事科学院外军部，后来到解放军文艺出版社搞外国军事文学。
“现在两儿两女。爱人杨茂之原是空军，他是河北人，家是渔民，他刚参军时是陆军，空军组建时被挑选为飞行员，1954年选派到当时苏联的红旗空军学院（现名加加林航空航天军事学院）深造，1958年毕业回国，到空军学院当教师，后下部队。”他们白头到老。
